星期四, 9月 30, 2004

捷運上的數學運算

上週六,上完在職碩士班的課,搭著捷運回家時,我看到一對父子從萬隆站上車。一上車,小孩子一副很慌張的樣子,一邊手不停在運算,一邊眼睛瞄著寒著臉的父親。父親大聲斥責小孩子「為什麼不會算」,小孩子則一邊算一邊小聲地解釋。看到這副景像,我知道又是一位要求甚嚴的老爸,望子成龍地要小孩子連搭車都不能放鬆,不停不停地算。
  
這種情景,讓我進入反思的狀態。每逢開學,我總是避免不了像這位父親一樣,要求小孩子要不停地運算。加上小兒子的數學不好,我甚至動念要求他參加補習班,雖然我的小孩一副千百萬不願意的心情。
  
為什麼要小孩不停地算?為什麼要求自己的小孩要去補習?這已變成大部份家長開學後的惡夢。當然一方面是希望小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但多半恐怕已變成「別家小孩在補習,我的小孩為何不補?」這種輸人不輸陣的心情,恐怕是主要的壓力吧?
  
我到最後並沒有強迫自己的小孩去補習。他已在學英文了,一週中的週一、週二、週四及週五,每天下完課,他就必須到英文班報到,直到六點半才能回家。我自己不斷在衡量,他學英文已經好幾年,我應該幫他停掉英文,換成數學嗎?
  
我最後的考慮,當然是語文優先。已經學了好幾年,他已經不畏懼英文,為什麼不讓他學到小學畢業?就這樣,我放小兒子一馬,讓他免去補習之苦。
  
但小兒子壓力的減輕,卻代表我必須扛起教他數學的重擔。我必須在百忙中,幫忙他完成數學的功課。但也在輔導中,我覺得小孩子會不喜歡數學,其實跟教學的方式有關係。
  
我以開學後小兒子學的因數為例。學校只知道教小孩子如何算出答案,卻不讓小孩子真正理解何謂因數。就算數學課本有所定義,但這種字典式的定義,一個小六生如何了解這些抽象的名詞?
  
從這樣的經驗,我才體會,我們的教科書真是太過死板。為什麼不能多一點說明,甚至是舉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讓小孩子知道何為因數?我想起以前自己數學這麼差,其實中了只知運算而不知其理的毒。看著課本,我其實很會算因數,但我竟然發覺自己不知道何謂因數!
  
為了自己了解,更為了讓懵懂的小兒子知道何謂因數,我只好上網查資料,自己親自了解何謂因數。果不其然,原來甲數被乙數整除時,乙數就是甲數的因數,甲數就是乙數的倍數。當我如此跟小兒子解釋時,他有點開竅的樣子。看他如此反應,我總算稍為寬心一些。看來我的小兒子,並沒有那麼笨,他只是需要多一點的解釋及說明。
  
我其實上班及上課已經很累,但為了自己,也為了小兒子的學習興趣,我決定自己必須下海,好好了解數學的迷津。能不能成功,我可不知道。但這種年紀了,把它當成一種對以前的補償,其實也滿令人充滿期待的。

星期四, 9月 16, 2004

沈教授終於走了

沈寶環教授終於走了。
  
上週,前考試委員張鼎鍾,打電話給我,告知在美國的沈教授已住進加護病房近兩週,而且多半是處於無意識狀態。張委員要我們有心理準備。言猶在耳,週日傳來的消息,沈教授已於 9 月 9 日病逝於洛杉磯。
  
沈教授係中國第一所圖書館學校──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沈祖榮校長的公子,於民國 36 年考取公費留考,遠赴美國讀書,獲得美國丹佛大學教育學博士,圖書館學碩士。民國 44 年響應政府號召,回國服務,曾任東海大學教授兼任圖書館館長、國立教育學院教授、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授、世新大學教授、中山大學顧問、美中翡陶斐榮譽學會會員、美國資訊學會台北分會會長、中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等職位。
  
沈寶環教授一生對圖書館學術貢獻良多,曾任《圖書館學報》主編、《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主編。更獲教育部特優教授獎、中國圖書館學會、華美圖書館學會、美國資訊科學學會傑出服務獎。著作有《西文參考書指南》等專書十種及論文多篇。沈教授因為喜歡提攜後進,因此造就英才無數,國內不少圖書館從業人員及圖書資訊學系多位教授,皆是沈教授得意門生。而論他對圖書館實務的貢獻,首在於台灣圖書館的開架式服務,是沈教授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開風氣之先,造成全國奉行的創舉。
  
沈教授出道甚早,而且是圖書館界的大老級人物,與我相差近 40 歲,但他把我當忘年之交,是我這一生最有助益的長者。我會與沈教授如此親近,其實與世新大學設立圖書資訊學系有關。
  
民國 84 年之際,我原在淡江大學任教,但因為高薰芳空降事件,造成系上人心徨徨。最後,造成四個老師陸續離開。當時,沈教授正為世新籌劃圖書資訊學系,找不到合適的系主任人選,我極力推薦的朱則剛教授又無法就職,正好我想離開,就如此換我跑到世新大學,與沈教授共事好幾年。
  
與沈教授認識那幾年,我從沈教授身上學到不少做事的方法。他有一招很厲害有效的招術,我到目前都還學不會:那就是先誇獎,再批評。這一招讓人比較沒有抗拒之心,又能接受建議。沈教授強調人際關係的態度,也是當年年輕的我,只能看卻做不來的人間智慧。
  
也因為他的人面廣,處事圓熟,才能在幕後幫我好幾把。要不然,以我當時年輕氣盛的脾氣,很多申請案及研討會一定無法達成。張鼎鍾委員所以會幫忙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二度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沈教授的人脈才是主要原因。而辦「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刊物時,也是透過沈教授的人脈,與大陸相關科系及重要學者建立不錯的關係。
  
沈教授最讓我佩服的,乃是以一個大老級人物,卻全權放手讓我經營系務,這樣的胸襟,一生碰到的其實不多。也是因為這樣的落拓胸懷,才讓很多人對他至為懷念。這也是為什麼,沈教授移民美國,偶爾回台時,老友及學生邀約不斷,有著吃不完的飯局,可見他受歡迎之深。
  
哲人其萎,徒留思念。往後當我碰到人生不順遂之事時,又少了一個可以訴苦及發牢騷的對象了,這是我對沈教授最為不捨的原因。

星期四, 9月 09, 2004

夢回 Madison

最近,我連續兩次夢回自己在美國讀書的學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編按: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自從民國 79 年回國以後,十幾年來我沒有重回母校,在夢中也未嘗出現過。最近連續兩次出現在夢中,實在令我納悶不已。我一再追問自己,為什麼最近如此頻繁夢回麥迪遜?想來想去,唯一可以解釋的,乃是好朋友飛資德資訊公司老板娘 Peggy 的兒子 David,目前正在麥迪遜讀書。David 這個暑假回台,跟著我的女兒亂跑,了解台灣的形形色色,因此觸動我在麥迪遜的種種回憶,才會讓我夢回麥迪遜。
  
其實,最為怪異的,莫如兩次夢中的情景都是校園的學生活動中心(Memorial Union)。麥迪遜的校園那麼大,我踩過的地方不少,但為何獨獨活動中心入夢來?確實讓我沉思許久。不過,到最後,我覺得那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學生活動中心,是除了教室及宿舍以外,我最常光顧的地方。
  
威斯康辛大學的學生活動中心,就在我就讀的研究所大樓旁,每天上學我都必定要經過,有時如果上下、午或晚上都有課,一天甚至要穿過學生活動中心多次。因此,3年8個月在麥迪遜的日子裡,活動中心是我最熟悉的建築之一。
  
但學生活動中心最令我難忘的,並不是因為我必須不斷穿越。如果以經過及留駐的時間來計算,宿舍應該是讓我最難忘的地方。但事實上,回台以後,卻常常忘記宿舍大樓的名字,甚至在那一條街。
  
學生活動中心之所以讓我魂牽夢縈,是因為我有不少回憶與它緊密地綁在一起。
  
第一件讓我忘不了的是,活動中心的冰淇淋讓我永遠回味無窮。每天一經過活動中心,我一定折進去,買兩顆我最喜歡吃的奶油胡桃(Butter Pecan),邊吃邊走向教室。
  
好的冰淇淋必須要充足的鮮奶才會好吃,威斯康辛是個農業州,養了很多乳牛,牛奶一向豐厚,學校以此製造出來的冰淇淋,吃了真是令人愛不釋手。花蓮師範學院的張子樟老師,當年與我同時到麥迪遜時,因為健康問題,老婆要他禁吃,但他總是禁不住誘惑,常常邀我到農學院大吃一頓。我們有時甚至一次吃它 4 顆,才願意罷手。我們會如此放縱自己,一方面也是當地的冰淇淋太便宜了,兩顆只需要 85 分,折合台幣不到 30 元,與台灣吃 Haagen-Dazs 要一百多元的價碼相比,實在天壤之別。
  
學生活動中心另一個令我留戀的原因,是它的酒吧!威斯康辛大學的學生常常自豪的一個傳說如此流傳著:全威斯康辛州最自由的地方在首府麥迪遜,麥迪遜最自由的地方在威斯康辛大學,威斯康辛大學最自由的地方在學生活動中心,而學生活動中心最自由的地方就在它的酒吧!在酒吧裡面,學生可以高談闊論,沒有任何人會來干涉。
  
我的指導教授 Douglas Zweizig,就幾度邀我到學生活動中心的酒吧共享啤酒,讓我渡過不少思鄉的日子。我尤其懷念他請我喝的 Garten Blau,一種當地才喝得到的啤酒。與美樂等行銷全世界的啤酒比起來,這些當地啤酒的醇厚,沒有喝過的人是無法體會的。
  
也是在學生活動中心,我認識了已忘了他姓名的老理髮師。已經 80 幾歲了,仍然天天在活動中心的小小理髮廳理髮。他並不缺錢,只是樂於工作,與他的另一個嬉皮老友只願靠教堂施捨過日子相比,老理髮師展現的,是活到老做到老的新教倫理精神。這是我在美國看到,驗證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精髓的代表人物。
  
老理髮師已經不良於行,因此理髮時常常巍巍顫顫,理出來的頭髮有時參差不齊,但我並不嫌棄。我會常常找他,是因為他把我當成朋友,會與我聊天,有時甚至以讓我哭笑不得的口吻,教我印第安人的俚語。
  
除了這些以外,學生活動中心週末的樂團演奏及電影放映,也是讓我時時追憶的活動。這樣多彩多姿的學生活動中心,也難怪會讓我不斷夢迴。但我有時也會思索,像這樣的學生活動中心,台灣的大學不知何時才會出現?

星期四, 9月 02, 2004

書頁脫落的日子

那一天,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吳美美所長來學校口試,口試完在吃便當時,她忽然間冒出一句話:聽說你們有一個讀書會,有學生讀書讀到書頁都脫落了?
  
她乍問之下,讓我嚇了一跳。沒來由這一句話,讓我一時未能掌握情況,一時愣了一下。後來轉而一想,原來她講的是我與世新大學傳研所博士班,讀英國學者 Scott Lash 的《Critique of Information》(註)發生的故事。掌握狀況以後,我反問她怎麼知道這一件事,她竟然神秘起來,不願透露資訊來源。不過,我猜也猜得出來,我的幾個讀書會橫跨世新、師大及淡江幾個學校,讀書會的事情傳來傳去,早就沒有什麼秘密可言。
  
她講的故事,是世新大學傳研所博士班學生黃昭謀的逸事。黃昭謀起初修我在傳研所博士班的資訊社會學課程時,與同學一起共讀《Critique of Information》這一本書。因為其中充滿西方不同哲學家的思想及概念,有些更涉及德文及法文,因此,我們讀得很慢,有時一週 3 個小時,只讀了 5、6 頁,每次都為了理解字裡行間,我們常常處於苦思的狀態。
  
黃昭謀讀書的性格有點像郭靖練降龍十八掌,一頁一句都讀得非常用心,因此,頁邊滿佈密密麻麻,查尋字典的記錄。加上他企圖將這本書譯出,因此書頁寫滿了經過他努力翻譯出來的文句。就是因為如此輾轉翻讀,他的第一本原文書,受不了折磨,早已慢慢脫落,變成一頁一頁拼揍出來的舊書。為此,他還再買了一本新的原文書,預備第一本不堪用時,作為下一次研讀之用。他的逸事一講出來,我們把它當趣談,因而也被傳到師範大學,吳美美所長因此知道這件往事。
  
今年年初,傳研所博士班的資訊社會學重開時,我再度將這一本書列入指定讀物,也邀黃昭謀再次參加研讀。原來以為這次會讀快一點,但愈讀,發覺不懂的地方一樣處處都有,我們只好又放慢腳步,一頁一頁地慢讀。
  
想不到,這一次,換我的原文書開始脫頁了。這樣的變化,我當然深覺可惜。我一向惜書如命,有一次資傳所的學生宏仁向我借一本書,還我時,書本稍稍扭曲變形,他就被我數落了一頓,這也是我不輕易將書借人的原因。像我這樣怪癖的還有明目書社的幾個老友,我們挑書時,常常一疊書拿起來不停端詳、比較,一定要挑到一本最沒有缺陷的書,才肯罷手。週遭書店的眾位老闆們,對我們已經思空見慣,無可奈何了!
  
但《Critique of Information》確實是被我讀到脫頁的,這在我有生之年還是第一次碰到。到目前為止,我尚未再去重買新書。我要看看,我到底能夠與這本書再共存多久。況且,不知何時,又有另一本新書出現,可以讓我取而代之。不過,一生能有這樣的一本書,讓我一看再看,也算是難得的機緣。這一本書在我人生的記憶裡,是應該可以記上一筆的。

註:按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季刊唐士哲文「媒介社會的批判實踐:評介 Scott Lash 的《資訊批判》」,暫譯做《資訊批判》,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