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12月 18, 2002

人文學者的憂慮誰能解

最近,通識教育中心羅主任的心情很鬱卒,為什麼會這樣我知道。

幾個月前,學校針對各學術單位發表了一份統計資料,資料中提供去年各單位論文發表、出版專書及研究計畫的量化資料,令羅主任難堪的是,通識中心在這3個指標都幾乎墊底。

對一個長期觀察科技發展指標的學者而言,我可以體會羅主任的失落。不只台灣,世界各國每年都要公布論文發表數量,以作為評比的參考。但這樣的數據,對理工科研究者及強調量化的社會學者而言,實在不算一回事。尤其理工類研究,常常有一堆研究生在幫忙,因此論文的數量可以保持一定。但人文學者的研究通常是無法依賴學生的,它必須靠研究者大量的資料蒐集、閱讀及詮釋,才能形塑出一篇滿意的論文。先天上來講,人文學者就比較弱勢。

說實在的,人文學者一向無法量產取勝,他們需要閱讀、沉澱,有時短者1、2年,長者可能8年、10年,但沒有人能預料也許某一天,他寫出了一本藏諸名山的大作。這是量化研究所比較不容易見到的。

但另外一個我比較為羅主任抱不平的地方則是,難道對一個老師的評斷,只能以論文發表數量作為唯一的參考?以羅主任為例,自從8月我開始休研究假以來,就與他比鄰而居,體會到他雖不常發表論文,但他帶讀書會,引領學生讀書的影響力,卻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我看到連政大的研究生都來這裡參加,而且,很多人畢業後,還不時回來看他,找他聊天。這種影響力,學校又該如何評估?

事實上,除了期刊、專書、研究報告及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以外,尚有另外一種學術發表的形式,一直被認為不重要,更可以說一直被忽視,那就是Robert Merton所謂的「口語刊布(Oral publication)」。

Merton指出,口語刊布對演講者而言有2種功能;一種是教育的功能,即教師為學生授課;另一種是學術價值的試鍊,不管是科學家或學者,他們透過公開演講的過程,經由與聽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提供表達和思考研究成果的機會。

其實,有不少兢兢業業的老師是靠著口語刊布在進行學術的傳授及公布,但因為這些活動隱而未顯,因此不被認為是學術貢獻。歷史上,偏偏有不少名人是以此將思想流傳下來的。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他一生在遂行的一直都是「口語刊布」的工作。《論語》這部書,到最後還是弟子在孔子死後對其思想的整理。

蘇格拉底及釋迦牟尼都是這方面的著例,後者的思想在經過後代弟子3、4次的結集,才算完備。

近代有名符號互動論創始的名學者米德,在芝加哥大學授課其間並未出書,他現有的名著《當代哲學》、《心靈、自我與社會》及《十九世紀思想運動》等皆非其所親寫,而是死後由其學生將上課的筆記加以整理,陸續出版。

國內大學最近的這種發展,讓我不得不心悸於美國加州大學日裔美籍學者三好將夫的吶喊。在《全球化的文化》這本書裡面,他有一篇文章「全球化、文化和大學」,文中他哀痛地訴說:「數字,只有數字,越來越控制著我們的大學。」他講這句話時是在批評美國的大學,因為修課人數不足,就可以停開任何課程,不管這門課是否真的重要。回頭看看台灣,我們是不是也逐漸走向這種地步,而且甚或更變本加厲?

我們真的只能以論文的發表數量,來衡量一個老師的表現嗎?我不禁深深地思考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