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1月 20, 2006

碩士論文該廢矣

真希望教育部趕快修法,廢除碩士論文算了。

最近幾年,對碩士生寫論文這件事,愈來愈覺反感。美國早就廢除這樣的要求,台灣繞了十幾年,卻仍然忘不了這個雞肋。

廢不掉當然有幾層原因,頂尖的學校自認學生素質不錯,還可以再陶鍊陶鍊。這也是近幾年,國立大學校長不願廢除碩士論文的原因。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我倒覺得與老師割捨不了這一批廉價勞工,有直接的關係。在這種「Publish or perish」(編按:不出版,死路一條)的學術環境中,老師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出版數量,沒有這一批可以幫忙做研究的學生,如何可能?

但另外,自己親身的體驗裡,看到學生提出來的研究計劃,十之八、九都是食之無味、棄之不可惜的研究。講白一點,大部份研究生其實對研究並沒有很深的渴望,他們沒有那種Intellectual digging(編按:深掘智識)的野心,以後也不想走進學術圈,這樣的心態,如何要求他們寫出一篇像樣、讓人不可釋手的論文?

尤其看看在職專班的學生,他們帶著工作資歷來學校,主要的目的不在於研究,而是想吸收一點新知識、新技能。「研究」這兩個字,對他們來說實在無比的沉重。讓他們進行個案研究取代論文,更能反映他們的實情與需求,也更能有助於他們所服務的機構。

有時想想,DAO這個專收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的資料庫,不太收碩士論文不是沒有原因的。從我在美國讀博士寫論文的經驗中,碩士論文可以參考的價值本就不高,被引用的其實少之又少。但這一切,到了台灣,好像都變樣了。

台灣的怪現象,在於將碩士論文搞得像博士論文一樣。研究計劃要口試,而且更要求校外委員至少一名。如此煞有介事的口試,做出來的論文就保證水準以上?說實在地,行家是絕對不會相信的。這樣的大陣仗,只是保證論文不會太離譜而已。要說因此就能產生有創意的研究,未免太過樂觀了。

當前可行的作法,可以模仿以前美國漸近似的改革。換句話說,先推行雙軌制度,讓學生自己選擇要不要寫論文。而對於不願寫論文的學生,則只要要求多修二、三門課來取代即可。這樣的作法,對研究所也有好處;以當前教育部管制學生數量的作法,每個研究所一年招生十個學生的情況下,開課常常捉襟見肘,有些課就硬是開不出來。老師因而每個學期都要提心吊膽,怕學分數不夠。不寫論文就多選課的方式,對老師鐵定是福音一件。

最近,經建會出手推動法學及管理的專業學院,而且一副事在必行,非得馬上實現的樣子,說穿了,已經看出台灣高等教育不變不行的問題。但很遺憾的是,碩士論文的改革,反而倒不急。也許前者與經濟發展有關,經建會主動出擊。碩士論文事關學術研究,與經建不見得密切相關,所以可以緩議。

但對於教育部而言,被經建會主導教育議題,又無法自主思考該做不該做的要事,真是可悲之極。也許教育部應該認真思考,對碩士論文該不該廢的問題做一個乾脆的決定,證明自己才是教育議題的主導機關。

星期四, 1月 12, 2006

白芳禮的故事


淡江大學的學生羅麗莉有一天寄了一封郵件給我,開頭寫著:「這世上就是還有他,才讓我們知道世界的美好?感人萬分勿錯過!!」這是新華社記者張嚴平、李靖,報導退休三輪車工人白芳禮資助3百名貧困學生的事蹟,任誰讀了都會想掉眼淚的故事。

白芳禮讓人敬佩的地方,在於74歲以後,他靠著騎三輪車,賺了35萬元人民幣,全數捐給天津的各級學校,包括大學、中學和小學,幫助了3百多名貧困學生完成學業。然而,在個人生活上,他卻活得像個乞丐,總是囊中如洗。

小時候,他渴望讀書,但因家境貧寒,13歲便離家逃難到天津,開始艱苦的三輪車車夫生涯。1986年,白芳禮74歲,他從天津回到老家,河北省滄縣白賈村。走在令他悲傷又懷念的村子,他卻發現小孩子大白天都還在家裡工作。一問之下,大人因為付不起學費,無法為小孩子提供上學的機會。

這樣的情景,讓白芳禮思索了整晚。隔天,他決定把自己這些年賺的5千塊錢,全部捐出來幫助故鄉窮苦的小孩求學。另外一個令人動容的決定,則是他要回天津重操舊業,讓更多的窮孩子能夠上學讀書!

74歲的白芳禮回到天津,重批戰袍,又開始了三輪車夫的工作。他一向刻苦自勵,穿的是不配套的衣服,午飯都是饅頭加白開水。物質生活一向不講究的他,一年365天都不願休息,不眠不休地只是想都賺點錢,幫助可以幫助的學生。

從1993年到1998年,白芳禮月月資助紅光中學的兩百多名貧困的藏族學生,直到他們高中畢業。為了幫助更多人,他還將自己原要留給小孩的兩間老屋貸款辦了「白芳禮支教公司」,透過小售貨亭的設置,將買賣雜貨盈餘所得都捐了出去。

1999年天津火車站的售貨亭整頓,卻讓他的「白芳禮支教公司」,一夕間土崩瓦解。但為了理想,那年冬天,他硬是幫人家看了3個月的自行車,每天把所得的錢存起來,再整筆地捐給需要的學校。

2005年9月23日,白芳禮在天津去逝,享年93歲。他的去逝,引起社會很大的關切。各位只要上網看看,就知道白芳禮三個字的威力。

就整篇白芳禮的報導中,最令我感動,最令人讀之欲泣的恐怕是下述這一段的記載了:

老人忘不了那一年他到南開大學給貧困學生捐款的一幕。當時,學校要派車去接他,他說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錢給窮孩子買書。他自個兒蹬三輪到了學校。捐贈儀式上,老師把這個事一講,台下一片哭聲。許多學生上臺從老人那?接過資助的錢時,雙手都在發抖。

因為有感於白芳禮的精神感人,我將這封信轉給教務處的同事、博士班的學生,及所有讀書會的成員。當天傳研所的學生蔡秀芬看到我轉的郵件,回了我一封信,裡面寫著:「老師,這個故事確實讓人看了會一直掉淚……。您轉寄的這封郵件附上一首音樂,這音樂是一首詩歌喔!還有歌詞呢!雖然歌詞和這個故事好像沒什麼關聯,但還是轉寄歌詞和您分享」:

我以禱告來到您跟前,我要尋求您,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裡我尋求您!

每一次我禱告,我搖動您的手,禱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鋪平,使列國歸向您!

主我是軟弱及無助,您卻是我的力量,您親切的手引導我,那就是我的得勝!

每一次我禱告,我搖動您的手,禱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鋪平,使列國歸向您!

其實,誰說歌詞無關於故事?「每一次我禱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鋪平,使列國歸向您!」這是愚公移山精神的翻版,這整個故事告訴我們的,就是「有為者亦若是」吧!


圖說:白芳禮老人生前照片??老人在蹬車途中撩起衣服擦汗(1994年攝)。新華社發(李錦河攝)

星期五, 1月 06, 2006

移民或回鄉?


最近,有兩件事讓我心情七上八下。其一為一位表現優異的同事,打算移民加拿大,其二為我的國中同學打算回雲林老家定居,這二件事情的強烈對比,讓我心情異常起伏。

想要移民的同事,心地善良,而且很有愛心,總是心平氣和地解決到手的問題,一向以樂觀助人的態度,將所有的事情處理得妥妥當當的。

聽到她要移民,我想了很多,也在追思為什麼她會採取這樣的動作。畢竟已經中年了,出國所要面對的不確定性實在太高。在這種階段出國,一定有其決斷性的因素。是因為工作嗎?還是對這個國家及社會的不信任感,讓她勇敢地採取這樣的動作?

除了納悶外,我還是以心同此理的心情祝福她。這幾年,看著台灣社會的逐漸沉淪,都會讓人偶然思考,為著自己的小孩子,可能這是一條不得不走的路。尤其,南部一位一向挺綠的記者朋友,為了兒子在台灣的學習不順遂,打算帶著小孩到紐約投靠姐姐時,更讓我有著今夕何夕的感覺。

我也不斷問著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及現象,竟然讓人民勇於離開生活已久的家鄉,要到一個純然陌生的地方,重新展開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未來?

國中同學打算回鄉定居的消息,得知於去年的12月21日,久未聯絡的國中同學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信中寫著:「昨天因你回復校園液晶螢幕問題,而在電視上看到你,也因此知道你目前擔任貴校教務長。我前年轉到長榮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所,算是符合自己的志向。每星期從梅山交流道進出,皆會經過水碓,而想到你。我已有規劃回高林定居的打算,報上曾看到古坑鄉圖書館,是你規劃的。有空多聯絡。」

這一封平凡簡短的信,讓我心緒難寧。主要的原因,不為別的,只是因為信內寫著「我已有規劃回雲林定居的打算」。我一向深愛著我的故鄉,但要我回鄉定居,卻是我一直不願去思考的一件事。

民國70年左右,我曾回鄉一年,在虎尾雲林工專的圖書館當助教。為了上班,還買了一輛Suzuki 125的重型機車代步,每天馳騁在老家的田野,分外愜意。但沒多久,故鄉如橡皮筋,可以拉得很長很長的時間,讓我不知如何對付;鄉下的競爭心一向不強,時間永遠比需要的還多,有時漫長到不知如何安排及渡過。常常,在放假的時候,一個人就騎著機車到處游蕩,上山下海無所不往。

這也是為什麼一年後,我離開雲林工專,轉向竹東工研院工作,不多久又回到台北讀書找工作的原因。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再回故鄉工作的打算。而我的國中同學,竟然在50之年,抱著回家定居的打算!他出生的那個村庄,離我的老家不到一公里,3、40年沒有多少的變化,一樣矮房子,一樣的落後。他為什麼要回家,這確實讓我落入不斷的深思中。

我唯一的解釋,是因為他是畫家。故鄉的風水,一定有不少可以讓他消磨及提筆的地方。也許那份自幼久遠以來的情感,讓他充滿靈感,可以幫他找到創作的出路也不一定。而這樣的決心,我確實尚未找到,雖然我無時無刻,常常想回鄉,縱然只是偶而看它一下。

對我來說,一旦回鄉,我必須常常思索,如何面對漫長的午後的問題。

移民或是回鄉?同事與同學在去年年底所掀起的漣漪,對於這個已是台北人的我來說,讓我難思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