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5月 27, 2004

想起Voss的日子

多雨連綿的日子,我還是堅持騎腳踏車上班。

我並不是因為要表演一手撐傘,一手掌控手把的功夫,而是因為這個時候,景美溪及新店溪的河水暴漲,我喜歡涉草原而過,騎到岸邊,找一個最好的角度,好好感受飽滿的河水,穩穩地劃過台北盆地。

有時如此看著看著,我會勾起多年前,與成嘉玲校長訪問北歐時,在挪威的一個小鎮Voss的回憶。

Voss因為它的山水秀麗,所以有小瑞士之稱。我對Voss的記憶,大半是河流及積雪未化的山。我們之所以會在Voss停留,是因為隔天要到挪威聞名全球的冰河峽谷,所以才會在這個小鎮轉車的。

我們住的旅館就在小鎮的河邊,到的時候已是下午,趁著晚飯還早,我與會計室張宏源主任,順著河流一路向下探險。這一條不知名的河流,水流湍急、清可見底。他們說這是一條冰雪融化匯積而成的水流,在北歐一向終年不停。那時是夏季,只要看看山上白雪暟暟的山,就知所言不假,也因此,這條河的水,就是在夏天,仍然是冰冷的。

我們順著河流往下,穿越一片森林,數分鐘後,就看到一片漂亮的湖泊,以白頭的群山為背景,在陽光下燦爛發光。我摸摸湖水,果然冰涼,但岸邊竟有一些小孩子還在戲水!看來,北歐人跟我們對溫度的感覺,有著不少的差異。這樣的溫度,以來自南方的我們,是無法入湖游泳的。但我看森林邊露營的這些遊客,倒是習以為常的樣子。

吃玩了晚餐,我獨自一個人又沿著同樣的路,走了一次,而且走得更遠,直走到河流入湖的地方,才沿著湖邊慢慢回頭。隔天早上,我一大早又繞了一圈,而且就在河邊打坐一番。若不是清早一場傾盆大雨,在那麼寧淨清幽的地方,我一定會有禪定的收穫。

我對Voss的回憶,除了山山水水以外,還殘留離開前夜,與一位挪威人的對話。北歐因為晝長夜短,在台灣早應該黑濛濛的時候,在Voss卻仍然陽光刺眼難消。我們一時睡不著,於是就在旅館的外面叫了一些啤酒,休息聊天。不多久,有一個北歐人主動跑來與我們打招呼。聊開後,我們才知道,他為北海油田工作,因為工作辛苦,因此工作一週休息一週。我們聊著聊著,就談及北歐的福利這麼好,有這麼多休假,大家應該都很快樂。其實不然,這位朋友深感北歐冬天的苦冷,而放假這麼久,對他反而是一種折磨。也因此,打獵變成他們冬天殺時間的消遣。他指著遠遠的山上,說他有一個木屋在上面,一到冬天,白雪封山的日子,他們就會上山,看看自己打獵的運氣。

看起來他並沒有我們所認為的快樂,氣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吧!對我們這些遊客而言,一日之遊,充滿驚豔地離開。但對他們,每日面對這些山河大地,一定日久也會生煩。他心中一定也渴望著大城市,我想!

那個晚上的一段對話,比我往後近10天的遊歷,還留下一生深刻的印象。這也是我常常想回北歐的原因;我很想在冬天,重回Voss,看這個小鎮及湖泊冰封的景象。還有,我也很想再看到那位挪威人,看他過得好不好,在那一個遙遠冰冷的Voss小鎮。

星期四, 5月 20, 2004

買書的非理性

買書的非理性,有時偶爾會出現在只為了十頁的內容、卻花了整本的錢買一本大部分用不到的書籍。

那一天,經過明目書社的時候,看到亨利?米勒所寫的《我一生中的書》,翻了一翻,我下了決定買回家。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只為了其中的一個章節,買亨利?米勒這一本書,我倒是可以給個解釋。

當我在翻亨利?米勒這一本書的目次時,一個名字出現在我眼前,那就是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克里希那穆提生於1895年,在1909年被通神學會挑選為再世的人間導師,宇宙意識能的化身。他悟道以後,在西方四處宏教,造成廣泛的影響。但沒有想到,大家倚賴方殷之時,他竟然宣佈退出通神學會,希望以前的信徒找尋自己的解脫之路。克里希那穆提於1986年去逝,享年91歲。在台灣,他的書多半已被引介進來,其中胡茵夢更是最大的推手。

我會接觸克里希那穆提,是在民國75年之際。那一年,我考上公費留考,出國前,參加科見的英文訓練班,當時教英文的老外,常常手上拿了一本克里希那穆提的《Think on These Things》。透過這位英文會話老師,我對克里希那穆提這個名字開始有了印象。後來我帶病出國,初到美國的前幾年,一直在研讀宗教及靈修的書。也是在那時候,我在學校的圖書館,找到不少克里希那穆提的書,更在學校附近的舊書店買了幾本。當時,我幾乎看遍所有他的書,包括一本胡茵夢已翻出的傳記。

在面對生死的那一段晦黯的日子裡,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讓我緩解不少生死的憂慮。對禪宗有所了解的人,會從他那裡找到共同的思想解放質素。他的想法其實很單純,用很平常的英文寫出,卻又很深沉。重要的其實在於我們縱然理解了,但做得到嗎?這就是佛教所言「解行並重」的境界。

也因為我對克里希那穆提的信服,後來一位從秘魯來的同學,因為鼻咽癌住院時,我還將影印收藏的克里希那穆提的一本書送給她,冀望有助於她面對與我相同的生死問題。這位同學,後來終究不敵癌細胞,不多久就病逝了,我也不知道,克里希那穆提是否對她產生了任何幫助。

因為這一段因緣,當我看到亨利?米勒在書中提到克里希那穆提時,確實讓我眼睛一亮,讓我想一窺他如何看待克里希那穆提。因此,買一本亨利?米勒的書,只是為了滿足我數年前的一段回憶,而且只是不到10頁的記憶,這顯然是非常不理性的動作。但對於文字魔力無法抗拒的書癡來說,這卻又是我們與過去世界扣連的方式,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體會的。

這會讓我想起,上個週末,我逛遍台大附近的簡體字書店,為了買不到新書而懊惱時,竟然在專賣舊書的小高的店,看到G. Deleuze與F. Guattari二人所寫的《Anti-Oedipus》與《Mille plateaux》。這兩本二手書,躺在成堆的舊書上,顯得有點突兀,我撫摸及翻閱再三,一直無法決定是否要買回家。詢價時我問小高,這兩本書是怎麼來的。小高告訴我,這是一個年輕人的書,而且是親自拿到書店賣給他,很秀氣的年輕人。聽他講完這一些話,我掏出了錢,帶著書離開小高的店,帶著一點英雄惜英雄的惋惜感。

其實,在翻閱時,我知道我一時是無法讀這兩本書的,但一方面發覺這兩本書和我與學生正在讀的《Critique of Information》有關聯時,我感覺必須先擁有它。

這就是書癡買書的非理性態度;一方面躊躇,一方面卻想擁有的無奈心情。

星期四, 5月 13, 2004

學術評鑑盲點多

因應教育部近年來的高教評鑑政策,各種有關學術評鑑主題的研討會,在最近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召開。5月7日,我就受邀參加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舉辦的「引文分析與學術評鑑」研討會,並主持其中一場論文發表及最後的座談會。

教育部所推出的高教評鑑,其實已在學術界揚起不少波瀾,尤其在人文及社會科學界,更是引發沸沸湯湯的議論,其中更不乏重砲似的批評。這樣的批評,在我主持的綜合座談中再度出現。當天參與座談的學術界人士,除了一位是圖書資訊學界的老師外,另外二位則是政治大學新聞系的鍾蔚文教授,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王汎森所長。鍾教授是有話直說的人,在各種場合向來以敢言著稱。王所長會受邀與會,與他當過國科會人文處長有關,而國科會正是利用計量指標衡量學術貢獻的始作俑者。

鍾教授首先發言批評,他質疑以引文來進行評鑑是一種不恰當的做法,尤其是效度的問題更值得深思,他甚至質疑評鑑可能嗎?他當天發言的主要重點,在強調學術研究應該發揚林毓生教授於《思想與人物》一書中所揭櫫的「比慢的功夫」;學術就該慢工細火,需要時間培養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才能提出有創見的問題,然後慢慢醞釀藏諸名山的大作。鍾教授認為我們政府現在的作法,只是在鼓勵快速地製造論文,雖然量增加了,但品質呢?

因為時間的限制,無法讓鍾教授暢所欲言,其實他準備的資料中,有一個部份本來想討論高教機構最近幾年逐漸出現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觀點,可惜沒有給予足夠時間,未能讓他充份發揮。

王汎森所長則是一開始就要求以「個人」的名義發言。他聲明雖然當過人文處長,也執行過前任處長留下的政策,但他本人卻極力反對以SSCI與A&HCI判斷學術成就的作法。他指出人文及社會學界比較著重的是以書籍、文學及藝術創作進行發表,但這卻是引文索引未予分析的部份。引文分析向以期刊論文為主要對象,如果逕以此做為評價的指標,人文及社會學者的貢獻自然會被低估,永遠無法與理工學者競爭。這也是他當人文處長時,為何不斷阻擋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將引用分析做為評價學者的指標的原因。

其實,當天的會議,讓我感受到有些學術社群已經陷入方法主義及工具主義的氛圍,將引用分析變成工具,能做的就是修修改改,讓分析更好,然後將成果顯現出來,變成決策的參考。但從學者的角度來看,工具運用的正當性,必須考慮諸多的環境因素。尤其當天國科會科資中心所做的報告,標榜「國際共通指標」,更讓人文及社會學者毛骨聳然,感嘆工具主義者一力追求「同一性」的意涵,讓個別文化的差異性無法彰顯。持平而論,除了理工類可以如此同一看待以外,人文及社會科學其實是與文化、社會深刻結合的,以同一的指標衡量台灣學者的研究貢獻,這如何得了?

星期四, 5月 06, 2004

高等教育挖角風

上個禮拜﹐在翠谷餐廳吃午飯的時候﹐資訊傳播學系莊主任告訴我﹐淡江大學資圖系的蔡老師﹐已被政治大學挖角﹐下個學年就要到政大教書了。

這個消息令我震驚不已?自民國79年從美國回台在淡江任教開始﹐我就與蔡老師認識迄今。她是淡江的校友﹐在淡江的資歷比我還深﹐畢業短暫出國後﹐就留在淡江教書十餘年﹐一向對淡江有著很深的感情。多年前﹐我們這些與她同系的幾個朋友﹐陸續離開的時候﹐唯有她不動如山﹐一直死守淡江。去年8月﹐她更違背自己意願﹐接了系主任及所長的工作。沒想到﹐不到一年﹐竟然傳出她也要離開的消息。

懷疑之餘﹐我打電話回淡江詢問。透過與系上麗莉助教的一陣對話﹐我了解﹐這件事情大概已無轉圜的可能。看來政治大學開出來的條件﹐對蔡老師非常具有吸引力。除了薪水或許有暗盤無法得知以外﹐政治大學鄭校長允諾蔡老師一學期只要開一門課﹐其他時間可以專心做研究的條件﹐看來是讓蔡老師最為心動的一招。與她接觸的這幾年﹐她一直排斥接任何行政工作﹐一心只想從事研究工作﹐政大開出來的條件這麼好﹐她焉有不接受的道理﹖

她要離開的決定﹐已讓我原來教書的科系陷入震盪中。蔡老師是現任系主任﹐更是系上研究的強棒﹐發表在國外的學術論文已為數不少﹐而且她發表的地方﹐多半是社會科學引文(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資料庫所收錄的期刊。這應該也是政治大學挖她的原因吧﹗去年論文排行的風波﹐讓政治大學吃盡苦頭﹐政大校長會出此招﹐專挖論文發表的大戶﹐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一方面﹐我也狐疑政大如此挖角能有多大的助益。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介紹美國大學的「學術吉普賽人」(Academic gypsies)﹐探討的也就是當前高教的挖角風。與台灣大大不同的是﹐美國大學所挖角的﹐要不是帶著一堆計劃的老牌教授﹐就是正在研究前沿的新星﹐更甚的是社會知名的學術明星。前者當然是看重研究的能力﹐後者則是冀望能為學校提高曝光的機會﹐進行聲望的建構(Reputation building)。

這種聲望的建構﹐目的都是為了因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等機構的年度排序。「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年度排序﹐其實只是一種聲望調查﹐而所謂的聲望﹐當然與媒體曝光率有很大的關係﹐要影響被徵詢的校長及系所長投你一票﹐知名度是大大不能省的?也是因為這樣﹐「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年度排序﹐雖然迭受批評﹐但看來已變成美國社會及家庭的年度焦點﹐更是美國各大學力爭進入排行榜的大戲。

政大此次挖角蔡老師﹐已讓我看出台灣高等教育挖角風氣的盲點?其實蔡老師有點像孤槍俠﹐因為她研究的資訊計量學﹐在台灣真的是鳳毛鱗角﹐而政大更沒有與她搭配的研究團隊。這種挖角孤槍俠的作風﹐到底能為政大產生多少效益﹐我都不禁大大搖頭﹗

然而﹐始作俑者﹐還是得怪教育部。高等教育評鑑是何等嚴重的事情﹐重要的指標及細節都沒有討論清楚﹐就貿然公布論文數量的排序資料﹐不僅讓社會誤解評鑑的內涵﹐更造成各大學間的惡質挖角風氣。為政思慮不周﹐後遺症不知何時才得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