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4月 29, 2004

陳文茜住在溫州街

最近常常有人問我,陳文茜是不是住在我家隔壁?

聽到這樣的問話,如果是一般人,我通常都苦笑以對。如果是熟人,我才會告訴他們,陳文茜住在我隔壁大樓斜對角的大樓,其實還有50公尺以上的距離。要我說幾巷幾號,我說不上來。因為溫州街的巷子不好找,就是告訴人家,還是常常找不到。

我在溫州街住了20年,看到的名人不少,郎靜山就是其中一位。但這麼久的日子,沒有人會問我那位名人住在那裡,陳文茜為什麼特別?想了一想,可能她的爭議性比較強,又常上媒體,所以才會讓人好奇。但說實在地,陳文茜搬來溫州街已經一段時間,我就是從來沒看過她在附近出現。朋友說在咖啡廳看過,也聽說她與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楊澤在「挪威森林」出現過,但我確實一直都沒有與她照過面。反而有一次看到周玉蔻,對著我們這一批明目書社的書友,詢問有沒有某一套書在出售!/span>>


陳文茜的家在一樓,門刷成一派粉紅,鐵捲門則是與別人迥異的白色,很好識別。年前,一到晚上,陳文茜的家常是燈火通明,我猜一定是常有客人,暢談終宵吧!最近,情況顯然有了很大的變化。

尤其是今年總統大選完後,陳文茜家的大門老是深鎖,晚上更是漆黑一片。朋友告訴我,媒體報導,開完總統選票陳文茜就逃到韓國去了!然而,事後的消息卻說這是她原來早已排定的行程。可見選後風聲鶴唳、謠言處處讓人惶惶不安的景象。事實上,320開完票那個晚上,我還看到警車停在她家的路口。警燈在夜空中閃爍的景象,更添詭譎的氣氛!還好一夜沒事,要不然我還真的有點擔心情勢的發展,更擔心一向寧靜的溫州街,會不會變成抗爭的戰場!

有一天早上,我如常地一大早到陳文茜家斜對角的早餐店,幫小兒子買蘿蔔糕。一邊在等待的時候,一邊則對著陳文茜家的大門端詳。一大早,她請的外傭正帶著3隻狗要外出蹓躂。想不到,看到我面對著大門觀看,外傭走沒幾步就趕快回頭,匆匆關上鐵門,而且以快動作收拾吊掛的衣服。難道她把我誤認為是監視人員?還是不良份子?

想一想也難怪,我幾乎天天都要到這一家早餐店買東西,如果是需要現做的食物,我都一邊等待,一邊看著外面做運動。這種觀視的動作,如果每天出現,很難不被誤會。

看來,名人的隱私權還真是個問題。只要一成名,想窺視及打聽的人自然源源不絕。想一想,還是當個普通人比較自由,興來穿著拖鞋、著條短褲就可以逛書店,四處優游。這也是為什麼我老是告誡學生,在溫州街碰到我時,盡量不要跟我打招呼。因為那個時候,我可能忘形地正沉迷於某些東西哩!

星期四, 4月 22, 2004

忙碌的招生組--形式主義不除,高等教育難救

最近二週,學校招生業務進入如火如荼的階段,招生組的同事向我抱怨,她們都已變成Seven Eleven,一大早上班,忙到很晚才回家。她們說已許久不知當媽媽及太太的滋味是什麼。

經過一番了解,我終於知道,她們根本不可能不忙。從研究所的簡章、出題彙總到監考,在在都需要她們親自參與。考完試後,成績的查核更讓她們忙個沒完。她們非常謹慎小心,因為她們很怕出錯,一出錯,教育部最喜歡以過失議處學校,嚴重的話,更會影響年度的補助款。

那一天跟她們談後,我不禁反思,台灣這些繁瑣的招生程序,是考試制度所產生的後果。我們因為追求公平,所以唯考試是問。考試的核心就是傅柯所說的書寫中心主義。書寫當然需要評分,有評分就必須小心數字會不會出錯,所以這中間對分數的校對就必須小心翼翼,連帶著放榜時,對名單的掌握更是分毫不能放鬆。也難怪,我們必須開那麼多會議,目的當然是要藉更多人的眼睛,讓錯誤降低到最小。

這會讓我想起當年申請美國讀研究所時,就沒有這麼多的瑣事。美國的研究所要的離不開托福成績單、大學4年成績、加上申請表格及推薦信4樣資料,掌握這些資料後,就可以進行審核程序。名單確定,就逐一以信件通知學生錄取或不錄取。錄取通知程序也是台灣與美國最大的不同所在,美國是由個別系所自行通知學生,台灣則是由教務處統一發出通知單,然後當然還需要一個公佈錄取榜單的動作。

台灣何時才能改變這種考試為主的錄取方式,我實在不敢講。但我知道,考試第一的思維模式,除了讓大學的招生組變成Seven Eleven外,還產生高等教育的不少怪現象。

其一為進研究所需要補習。研究所的訓練旨在教育學生發掘問題,找出解決之道。經過補習框框的學生,學的多半是標準答案,根本沒有自己的想法。偏偏研究所就是要讓學生發揮自己,找到個人的一套看法。進補習班考上研究所的模式,已讓我們的研究所產生質變,難怪我們的研究被批評為多半是「後續補充型」,一點原創力都沒有!這應該也是我們投到國外的論文,被引率很低的主因吧!

另外一個怪現象則是,以技術性的延畢,爭取準備研究所的時間。日前,在一頓飯局中,師培教育中心的王主任,提到有學生選她的課,但整學期都不來。一問之下,原來就是準備被她當掉,然後因此申請延畢,以便從容準備考試。當王主任告訴同學,這門課會是零分時,這位同學才知問題的嚴重性。

想一想,這種情形在美國,根本不可能發生。以申請為主的美國研究所,要求學生繳交4年成績單作為參考,審核時,如果有一科出現零分,這位學生大概永遠沒有機會進入美國的研究所了。

但這種事情,竟然會發生在台灣,而且每年發生的個案還層出不窮。看來,台灣的高等教育真的已經生病了!很可惜的是主其事的教育部,一直都不願面對這樣的問題,仍然在形式主義的框框下,對所有的學校設下層層的限制。再這樣下去,台灣的高等教育能有何轉機,實在一點也無法讓人樂觀以待。

星期四, 4月 15, 2004

但願老死法國

4月2日,與旅法的葉老師吃飯時,他講了一句讓我深思許久的話。

事情肇因於選後社會的不安定,葉老師問我的感覺,我對他明言,台灣因此次選舉造成的族群撕裂,及二個陣營互不信任的情勢,確實令我有點擔心。我反問他的感受,他倒是老神在在,一副信心滿滿的樣子。我看他這種樣子,接著問他,他會老死台灣嗎?

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驚。他說,他會留在台灣做事,但要老死法國。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台灣現在有很多事可以做,他要趁著年輕時,多為生長的地方做一些貢獻。但另一方面,法國的文化讓他有歸屬感,他老了以後會回到法國,在法國的文化氛圍裡慢慢死去。

葉老師的話讓我想了很久。更讓我想起,才幾天前,在師範大學與讀書會的同學讀高達馬的《真理與方法》時,其中讓我們討論許久的一段話。這一段話指出「舍勒爾是一個現代的人,我們先輩的世界不再是他的精神和他的心靈的故鄉,而是他的歷史對象」。這句話的意思指陳,理解與詮釋一個文本時,不能將它當作歷史對象,遠遠地端視它,而是必須將它視為精神或心靈的故鄉,與它融合在一起,才能確實掌握文本的意涵。

葉老師的話,讓我深深地震撼!從他的話中,我可以感覺,他留學多年的法國,是他永遠不能忘懷的精神及心靈故鄉。他的這一番話,讓我一直在追問,法國到底有什麼特色,讓一個台灣人願意老死在它的土地上?

葉老師的話讓我想到自己。自小,我就是顧念故鄉的人。高中畢業到台北讀書,一放假我一定要回故鄉走一走。大學畢業,定居台北的前幾年,過年過節,徹夜排隊或買黃牛票,都一定要搭火車回老家,重溫兒時的記憶。就是到美國讀書那幾年,好不容易趁著假期回台灣時,我的心靈故鄉也不是台北,而是南部!拿到博士,朋友為我為什麼不留在美國發展,我搖搖頭不答!問這個問題的朋友,根本無法體會踩在自己泥土上的踏實感,是筆墨難以形容的。不管如何,兒時成長的地方,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著無法抹滅的角色。

但曾幾何時,故鄉晚近的變化,已讓我少了前此魂牽夢縈的牽掛。這幾年,我反而慢慢能在台北,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我已把自己慢慢定位成台北人,溫州街就是我的精神世界。這裡的書店,夠我建構老死之前的心靈故鄉了。

最殘酷的卻是,這次選舉,讓我體會到寧靜的精神世界已經瀕臨崩解。一趟選舉竟然可以選出撕裂的台灣,這是我不曾料到的。我一向對於踩在台灣的土地上,有著無盡的安全感。但這次選舉,竟然把我的安全感震掉了大半。

也因此,我不禁在納悶,選後的台灣,我該到那裡重找我的精神故鄉?看到葉老師義無反顧地以法國為埋骨之地,我的心靈該如何在那裡重新安頓?

星期四, 4月 08, 2004

台大文學院門口的一場對話

四月一日晨,趁著春假有空,送完小孩到學校後,我折向台大文學院門口,找尋打太極拳的師兄弟們。我已許久沒有練太極拳了!最近比較懶散,一睡就到約6點半,以前強迫自己早起,直奔文學院的場景已不復見。因此,一有時間,我必須盡量找機會多少動一動。

到了文學院門口,大部分人都已散去,剩下的師兄弟姐妹正要去喝咖啡。他們邀我一齊去,我以需要動一動為由,一個人留在文學院的騎樓下做柔軟運動。

看起來台大還沒有放假,進進出出打卡的人不少。我一邊甩手,一邊觀察這一些來來去去的員工,最後被二個女員工的對話吸引住了。

她們聊的是小孩子的教育。紅衣婦女問黃衣婦女,小孩有沒有去補習?黃衣婦女小聲地回答說,她的小孩連功課都做不完了,那裡有時間補習?紅衣婦女一副不敢相信的樣子,一直問說為什麼不學這個不學那個?但我看黃衣婦女的態度,就知道她不是那種喜歡隨波逐流型的,她知道補那麼多東西,對小孩不見得好。但處在台灣這種環境,她只能不好意思地支支吾吾,而不敢理直氣壯地回答。

她們聊著聊著,話題轉到小學生的作業問題。她們談到現在小孩子作業很多,老師常常要求小朋友一齊完成一份作業,因此一到週末,小孩子常會聚在一起。但卻產生了二種後果,一種是小孩子聚在一起玩得不可開交,作業卻是媽媽幫忙完成,結果當然是皆大歡喜:小孩子玩了一天,作業也得了獎。

另外一種後果則是父母親不插手,要求小朋友自己完成。結果自然不必說,小孩子七嘴八舌地拼湊出作業,但成績卻非常不理想。

黃衣婦女因此抱怨,要國小的學生作這些作業,其實有點強人所難。她說在國外,學校的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有很充實的館藏,小孩子如果實驗碰到問題要查資料,圖書館可以馬上發揮功能。她抱怨,我們的圖書館及教學設備並非完善,但卻要小孩玩像西方的教育遊戲,到最後都只是聊備一格罷了!

這樣的哀嘆,我在隔天中午的一場飯局,得到了呼應。4月2日中午,我與旅法的葉老師及李漢國的老弟,一齊到上河圖吃飯。席間,葉老師向我談及,他覺得台灣的小學生真可憐,學那麼多東西,都沒有自己的時間,哪能快樂!他告訴我,法國小孩看起來都很快樂,因為他們有許多自己的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葉老師還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對移民法國的台灣人,望子成龍,本來對小孩也是採取台灣的教學模式,要求甚嚴。但有一天,這個小孩竟然要求要去學做麵包,不想讀書了!很怪異的是,這一對父母竟然答應了這個小孩的請求,讓他進職業訓練所,而且每天早上4點起床,就只為了送他們的小孩去學揉麵團!

葉老師講到此,有點感動的說,法國的社會就有這種彈性!他們給小孩自己嘗試的空間非常大。聽到他的描述,我卻感傷地說,台灣基本上離這種包容性還遠,我們的社會還活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境界,不管能不能練,有沒有興趣,總是要被勉強拿到畢業證書!這是形式主義高掛的社會,小孩子自然沒有出頭天,因為一切都被大人的價值觀所設定了!

葉老師說,也因為有這種彈性,所以法國的各種技藝都仍然非常興盛,因為有興趣的傳人不缺。這讓我想起幫我推拿的許師父,他一直感慨找不到傳人,再過個1、20年,他的一身功夫,看來就要失傳!

這到底是他的悲哀,還是台灣社會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