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教育部近年來的高教評鑑政策,各種有關學術評鑑主題的研討會,在最近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召開。5月7日,我就受邀參加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舉辦的「引文分析與學術評鑑」研討會,並主持其中一場論文發表及最後的座談會。
教育部所推出的高教評鑑,其實已在學術界揚起不少波瀾,尤其在人文及社會科學界,更是引發沸沸湯湯的議論,其中更不乏重砲似的批評。這樣的批評,在我主持的綜合座談中再度出現。當天參與座談的學術界人士,除了一位是圖書資訊學界的老師外,另外二位則是政治大學新聞系的鍾蔚文教授,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王汎森所長。鍾教授是有話直說的人,在各種場合向來以敢言著稱。王所長會受邀與會,與他當過國科會人文處長有關,而國科會正是利用計量指標衡量學術貢獻的始作俑者。
鍾教授首先發言批評,他質疑以引文來進行評鑑是一種不恰當的做法,尤其是效度的問題更值得深思,他甚至質疑評鑑可能嗎?他當天發言的主要重點,在強調學術研究應該發揚林毓生教授於《思想與人物》一書中所揭櫫的「比慢的功夫」;學術就該慢工細火,需要時間培養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才能提出有創見的問題,然後慢慢醞釀藏諸名山的大作。鍾教授認為我們政府現在的作法,只是在鼓勵快速地製造論文,雖然量增加了,但品質呢?
因為時間的限制,無法讓鍾教授暢所欲言,其實他準備的資料中,有一個部份本來想討論高教機構最近幾年逐漸出現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觀點,可惜沒有給予足夠時間,未能讓他充份發揮。
王汎森所長則是一開始就要求以「個人」的名義發言。他聲明雖然當過人文處長,也執行過前任處長留下的政策,但他本人卻極力反對以SSCI與A&HCI判斷學術成就的作法。他指出人文及社會學界比較著重的是以書籍、文學及藝術創作進行發表,但這卻是引文索引未予分析的部份。引文分析向以期刊論文為主要對象,如果逕以此做為評價的指標,人文及社會學者的貢獻自然會被低估,永遠無法與理工學者競爭。這也是他當人文處長時,為何不斷阻擋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將引用分析做為評價學者的指標的原因。
其實,當天的會議,讓我感受到有些學術社群已經陷入方法主義及工具主義的氛圍,將引用分析變成工具,能做的就是修修改改,讓分析更好,然後將成果顯現出來,變成決策的參考。但從學者的角度來看,工具運用的正當性,必須考慮諸多的環境因素。尤其當天國科會科資中心所做的報告,標榜「國際共通指標」,更讓人文及社會學者毛骨聳然,感嘆工具主義者一力追求「同一性」的意涵,讓個別文化的差異性無法彰顯。持平而論,除了理工類可以如此同一看待以外,人文及社會科學其實是與文化、社會深刻結合的,以同一的指標衡量台灣學者的研究貢獻,這如何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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