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通識教育中心羅主任的心情很鬱卒，為什麼會這樣我知道。
幾個月前，學校針對各學術單位發表了一份統計資料，資料中提供去年各單位論文發表、出版專書及研究計畫的量化資料，令羅主任難堪的是，通識中心在這3個指標都幾乎墊底。
對一個長期觀察科技發展指標的學者而言，我可以體會羅主任的失落。不只台灣，世界各國每年都要公布論文發表數量，以作為評比的參考。但這樣的數據，對理工科研究者及強調量化的社會學者而言，實在不算一回事。尤其理工類研究，常常有一堆研究生在幫忙，因此論文的數量可以保持一定。但人文學者的研究通常是無法依賴學生的，它必須靠研究者大量的資料蒐集、閱讀及詮釋，才能形塑出一篇滿意的論文。先天上來講，人文學者就比較弱勢。
說實在的，人文學者一向無法量產取勝，他們需要閱讀、沉澱，有時短者1、2年，長者可能8年、10年，但沒有人能預料也許某一天，他寫出了一本藏諸名山的大作。這是量化研究所比較不容易見到的。
但另外一個我比較為羅主任抱不平的地方則是，難道對一個老師的評斷，只能以論文發表數量作為唯一的參考？以羅主任為例，自從8月我開始休研究假以來，就與他比鄰而居，體會到他雖不常發表論文，但他帶讀書會，引領學生讀書的影響力，卻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我看到連政大的研究生都來這裡參加，而且，很多人畢業後，還不時回來看他，找他聊天。這種影響力，學校又該如何評估？
事實上，除了期刊、專書、研究報告及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以外，尚有另外一種學術發表的形式，一直被認為不重要，更可以說一直被忽視，那就是Robert Merton所謂的「口語刊布(Oral publication)」。
Merton指出，口語刊布對演講者而言有2種功能；一種是教育的功能，即教師為學生授課；另一種是學術價值的試鍊，不管是科學家或學者，他們透過公開演講的過程，經由與聽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提供表達和思考研究成果的機會。
其實，有不少兢兢業業的老師是靠著口語刊布在進行學術的傳授及公布，但因為這些活動隱而未顯，因此不被認為是學術貢獻。歷史上，偏偏有不少名人是以此將思想流傳下來的。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他一生在遂行的一直都是「口語刊布」的工作。《論語》這部書，到最後還是弟子在孔子死後對其思想的整理。
蘇格拉底及釋迦牟尼都是這方面的著例，後者的思想在經過後代弟子3、4次的結集，才算完備。
近代有名符號互動論創始的名學者米德，在芝加哥大學授課其間並未出書，他現有的名著《當代哲學》、《心靈、自我與社會》及《十九世紀思想運動》等皆非其所親寫，而是死後由其學生將上課的筆記加以整理，陸續出版。
國內大學最近的這種發展，讓我不得不心悸於美國加州大學日裔美籍學者三好將夫的吶喊。在《全球化的文化》這本書裡面，他有一篇文章「全球化、文化和大學」，文中他哀痛地訴說：「數字，只有數字，越來越控制著我們的大學。」他講這句話時是在批評美國的大學，因為修課人數不足，就可以停開任何課程，不管這門課是否真的重要。回頭看看台灣，我們是不是也逐漸走向這種地步，而且甚或更變本加厲？
我們真的只能以論文的發表數量，來衡量一個老師的表現嗎？我不禁深深地思考著。
幾個月前，學校針對各學術單位發表了一份統計資料，資料中提供去年各單位論文發表、出版專書及研究計畫的量化資料，令羅主任難堪的是，通識中心在這3個指標都幾乎墊底。
對一個長期觀察科技發展指標的學者而言，我可以體會羅主任的失落。不只台灣，世界各國每年都要公布論文發表數量，以作為評比的參考。但這樣的數據，對理工科研究者及強調量化的社會學者而言，實在不算一回事。尤其理工類研究，常常有一堆研究生在幫忙，因此論文的數量可以保持一定。但人文學者的研究通常是無法依賴學生的，它必須靠研究者大量的資料蒐集、閱讀及詮釋，才能形塑出一篇滿意的論文。先天上來講，人文學者就比較弱勢。
說實在的，人文學者一向無法量產取勝，他們需要閱讀、沉澱，有時短者1、2年，長者可能8年、10年，但沒有人能預料也許某一天，他寫出了一本藏諸名山的大作。這是量化研究所比較不容易見到的。
但另外一個我比較為羅主任抱不平的地方則是，難道對一個老師的評斷，只能以論文發表數量作為唯一的參考？以羅主任為例，自從8月我開始休研究假以來，就與他比鄰而居，體會到他雖不常發表論文，但他帶讀書會，引領學生讀書的影響力，卻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我看到連政大的研究生都來這裡參加，而且，很多人畢業後，還不時回來看他，找他聊天。這種影響力，學校又該如何評估？
事實上，除了期刊、專書、研究報告及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以外，尚有另外一種學術發表的形式，一直被認為不重要，更可以說一直被忽視，那就是Robert Merton所謂的「口語刊布(Oral publication)」。
Merton指出，口語刊布對演講者而言有2種功能；一種是教育的功能，即教師為學生授課；另一種是學術價值的試鍊，不管是科學家或學者，他們透過公開演講的過程，經由與聽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提供表達和思考研究成果的機會。
其實，有不少兢兢業業的老師是靠著口語刊布在進行學術的傳授及公布，但因為這些活動隱而未顯，因此不被認為是學術貢獻。歷史上，偏偏有不少名人是以此將思想流傳下來的。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他一生在遂行的一直都是「口語刊布」的工作。《論語》這部書，到最後還是弟子在孔子死後對其思想的整理。
蘇格拉底及釋迦牟尼都是這方面的著例，後者的思想在經過後代弟子3、4次的結集，才算完備。
近代有名符號互動論創始的名學者米德，在芝加哥大學授課其間並未出書，他現有的名著《當代哲學》、《心靈、自我與社會》及《十九世紀思想運動》等皆非其所親寫，而是死後由其學生將上課的筆記加以整理，陸續出版。
國內大學最近的這種發展，讓我不得不心悸於美國加州大學日裔美籍學者三好將夫的吶喊。在《全球化的文化》這本書裡面，他有一篇文章「全球化、文化和大學」，文中他哀痛地訴說：「數字，只有數字，越來越控制著我們的大學。」他講這句話時是在批評美國的大學，因為修課人數不足，就可以停開任何課程，不管這門課是否真的重要。回頭看看台灣，我們是不是也逐漸走向這種地步，而且甚或更變本加厲？
我們真的只能以論文的發表數量，來衡量一個老師的表現嗎？我不禁深深地思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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