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10月 27, 2006

校園溫情

香蕉價格一落千丈,產地盛傳一斤只剩一元,執政當局又開始玩起吃香蕉的遊戲,由行政院長帶頭表演,希望刺激大家努力跟他們一樣,努力吃香蕉。

其實,官員們的表演,大家看久了早已嗤之以鼻。這樣子的戲碼不知玩過多少次了,口蹄疫流行時的病死豬、禽流感時的滯銷雞肉、銷不出去的柳丁等等,都曾經在官員及立法委員的大口中得過保證,結果還不是每年都有不同的族群,仍然照樣受害。

官員的作秀,倒不如民間的作法有效。10月24日下午,好心的教務處同事,問及要不要幫忙買香蕉幫助農民?農民可以不用透過中盤,直接運銷給需要的人:一箱25斤,一斤只需10元。

聽到這樣的消息,大家馬上幫忙推銷,我更打電話到學務處、教官室,更親自跑到人事室及會計室,幫忙拉客戶,我甚至發電子郵件給各系所單位,請大家幫忙:買香蕉救農民。

大家早已知道農民的景況,悲憫之心皆有之,一聽到可以幫忙,當然都不落人後。直至10月25日止,各單位總共認養已達36箱。其中學務處就佔9箱,教務處不落人後,也一下就認購了7箱。

我會這麼熱心,與自己出身農村有關。每次憶及大哥及二姐,從早到晚,為著每年一斤不知剩下幾塊的柳丁,忙進忙出時,我感同身受,只覺得政府為農民做的實在很少,講不好聽的,只有選舉到了,問題才會讓政客意識到。平常,農民幾乎是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

一如最近的香蕉問題,及我大哥所碰到的柳丁產品,農民最不確定的,永遠是農產品價格能否得到保證的問題。以前有農會的保證收購,現在農民從政府得到什麼幫助?大約只剩立法委員及行政院官員比賽吃香蕉了。

另者,政府對農民的身家照顧,其實一點都沒有做。為了生產量,農民大量使用農藥,噴洒不得當,中毒者頻傳。請問政府做了什麼?最近,聽到自己的大哥,有幾次因噴灑農藥中毒,頂多到診所打個針時,我深覺農人的苦,絕對不是高官們吃幾根香蕉就可以真正體會的。

當然,不能否認的,農產品價格會崩盤,與農民的搶種有關。只要那種農產品價格好,農民就會一窩蜂的搶進。從以前的竹筍、到現在的柳丁及香蕉,包括不多久會出現的咖啡,都是這種心理的反應。

但問題就在於,政府似乎找不到任何辦法,可以幫忙農民解決這些困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仍然是官員處理事情的反應。說來好聽的貸款,從來都不是農民可以享受到的。能賺錢的農產品,多半農民好像都沒有種過。勞苦倒是不少,更不乏傷心。
高官們反正不用擔心農民造反,因為底層民眾認命的心如此根深蒂固,他們一向不會有大動作。更何況,5千元一個月的老農年金,已讓農民非常慶幸,又會怪誰呢?

然而,這些問題不解決,如何振興台灣的農業?又如何吸收農委會的「漂鳥」返回農村?比較務實的做法,還是回頭了解農民真正面對的問題,重新啟動「農民照顧運動」,讓社會對農業有信心,吸引更多人願意回鄉比較實在。

星期二, 10月 24, 2006

曾志朗說教改

10月14日,世新大學為了慶祝50週年校慶,舉辦了兩場高等教育的研討會。

早上的一場是針對海峽兩岸舉辦的論壇,幾個姐妹校的校長都上場開講。世新大學牟宗燦校長開幕後,我因為必須回辦公室,改寫原定要來致辭的教育部杜部長的演講稿,因此錯過了精彩的對話。

下午的研討會則定位為國際研討會,由前人文社會學院李振清院長主持,姐妹校校長Eric R. Gilbertson博士及前教育部長、現任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參加與談。兩位與談人報告完後,進入對話的場次。

我與曾部長幾度在以前的會議碰過面,我通常都是帶著批判的角度質疑過他。但幾年下來,想一想,與幾個部長比起來,他算是比較沒有官架子,而且表裡如一,堅持教改理念的教育主管。

也是因為如此,縱然是英文發言的國際研討會,我仍丟了一個問題給他。我問他,大部份人都認為教改並不成功,以他當過教育部長的經驗來說,到底問題及困難何在?如果台灣還有機會,以他的角度來看,我們還能做什麼?

我會問這樣的問題,一方面作為教務長,負責招生的工作,看盡教改的各種面向及缺點;另一方面,我又是國二生的家長,小兒子常常必須面對考試的壓力,無法好好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讓我大大兩難。

接到這樣的提問,他坦承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他的坦白,令人非常讚賞,但他認為教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成功的。不過,他仍指出,教改最後無法畢其功,與多元入學方案無法實現有關。

曾部長認為,教改的失敗,就在於無法廢除考試制度。原來教改的精神及做法並沒有問題,但當時根本無法預想到,台灣整體社會的價值觀,還沒有做好接受這種轉變的準備。

曾部長指出,台灣的社會對公平的執著,讓多元入學的理想無法真正落實。要公平,就只好考試。從入闈出題,到答案卷彌封,到分工改題,這中間經過千年發展,已累積一套綿綿密密的防弊措施。論公平,果真是公平,因為沒有人能做手腳,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機會。

考試制度的問題,就在於制式的答案,扼殺了創意的可能。這種問題,在研究所尤為嚴重;在台灣,進研究所也可以補習,進來後如何期待他們對「研究」有所體會?

有些人的能力,其實不是筆試所能考出來的。如果可以這樣考出來,太極拳及少林拳大師,早就遍佈全台了。錄取學生,應該像老師父要傳承功夫時的選徒一樣,必須有伯樂選千里馬的洞察力才行。這樣的人才,更不是背背拳論及拳譜就可以檢驗出來的。

多元入學本來就是要讓社會慢慢建立起一套評價機制,讓不同的人才的篩選管道逐漸建立起來。可惜,台灣的社會,對於申請及推薦充滿了不信任感,總認為所有人都會徇私,因此,動不動就透過立法委員施壓,更要求教育部要緊盯著招生工作。這也是多年前,黃榮村前部長有一度要求各校進行考試面談時,要錄音錄影的原因。

曾部長當天下午的回應,應證了我對台灣教改失敗的觀察。從國外回來,我們對美國的一套選才機制,其實瞭若指掌。如果不是美國的彈性制度,我們如何能憑簡單的申請,進入美國名校,拿到辛苦的博士學位?如果我留在台灣,被台灣的僵化機制綁住,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了。

可惜,台灣就是常常橘逾淮為枳,很多美國的好制度,一到台灣就會變了樣,失去了原初的精神。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曾部長退下教育部長後,仍然到處演講,就是試圖想透過各種方式,改變社會及家長的價值觀。

曾部長的話,讓我不得不持續頷首,而他這種唐吉訶德式的精神,更令我不得不佩服。只是我也在玄思,為什麼中國社會,就是去不了對於考試的無限依賴?

星期五, 10月 13, 2006

法鼓舊友

9月27日,我見到了杜正民老師。

月前,久不見的杜老師打電話邀約,要我到中華佛研所參加圖書館自動化的委員會議。金山說遠不遠,加上剛開學,又在忙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的整合計劃,以常態而論,我應該拒絕。但我最後還是爽快地答應杜老師的要求,雖然我不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專家。

我會答應,是因為我必須去探望一下杜老師。我認識他十幾年,從幫忙一起建構釋恆清老師起頭的佛學資料庫開始,就看他無私地投入佛學教育的工作,從來不知疲累。但6月份的香光尼寺之行,自衍師告訴我,杜老師就是因為太投入了,過度勞累的結果,竟然引發了肝癌。

為此,我以電子郵件與他聯絡,但只見文字不見人的網路空間,無法讓我了卻對他的關心。這一次,他需要我幫忙,我正好也可以順便探望探望他,了解他的健康狀況。

那一天,佛研所派人到學校接我,再到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接劉春銀館長。一路到了法鼓山,杜老師因為還在上課,我被帶著先參觀了佛研所的圖書館。看完圖書館,杜老師下了課正走出來,我端詳了他一下,看起來精神倒還好,只是稍為消瘦。聊了一下,我們就順著山路,走向旁邊的佛殿,赴惠敏法師的午齋。

吃完午齋,來自德國的馬德偉博士,看到離開會時間還早,提議我們去喝個咖啡。在等待飲料時,我才真正有機會好好了解杜老師的健康狀況。

從杜老師的描述中,他的肝長了一顆2.5公分的腫瘤。還好,他碰到一位不錯的醫生,利用栓塞療法,將腫瘤隔離開來,再施以酒精治療,目前狀況已受到控制,只要定期追蹤即可。

聽到這裡,我們都放下了一顆不小的石頭。如此不計一切,奉獻一己之力,為佛教貢獻的學者,老天不該對他如此;應該讓他長命百歲,好為佛教界多做一些事。

當天的審查會,其實令我覺得不虛此行的,除了看到杜老師外,我還碰到新任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校長的惠敏法師,及新接法鼓山方丈的果東法師。

惠敏法師,我多年前在北投中華佛研所圖書館演講時初次認識,其後他到台北藝術大學任學務長、教務長,我們有兩次還在教育部開會見面。幾個月前,媒體刊載他接首座和尚,我還發電子郵件跟他賀喜。沒想到,現在他要接棘手的校長工作,接受高等教育的挑戰,與我同處一條船上,我當然頓覺親切不已。

果東師父,則是多年不見。我會認識果東方丈,必須回溯多年前,亡妻知道罹癌,即將不久人世後,有一次到淡水時,我們順道拜訪農禪寺。當時,我們不知如何禮佛,果東師父正好在場,就由他教亡妻禮佛的儀式。

其後,我因常到農禪寺,慢慢知道他負責農禪寺的助念團,為往生的亡者及其家屬,默默做了不少恆河沙數難計的奉獻。大學同學劉英欽老父過世時,我還在喪禮上看到果東師父率領助念團幫忙超渡。這一次,獲知他獲選方丈,始而驚訝,其後則知因果如此。他是個福德深厚的菩薩,助人無數,理該如此。

那一天,一個下午看到3位雖不常見,但又覺累世甚熟的友人,心裡充滿無限的滿足感。雖然不及多言,但不帶走一片雲彩,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覺,大概就是如此吧!

星期四, 10月 05, 2006

超修的邏輯

當了教務長近5年,我一向對學生非常體諒、非常客氣,但上週五,我第一次跟學生大大吵了一架。

事情的起因,在於世新大學於去年新訂了規範,將選課的上限定為25學分,如果想超修,前學期的成績平均必須達80分才可以。這位來找我的學生,是一個轉學生,他想要4年內即時畢業,但成績又未達標準,因此,系裡明擺著不准他超修。

為此,他留了一封信,並三度到教務處找我。他因為沒有約時間,正好最近我也很忙碌,他一直碰不到我。三番二次讓這個學生失望,我也不好意思,於是要求秘書與他聯絡,他倒是很配合,下了課即刻來找我。

看著教務處課務組為我準備的成績單,我內心其實已有點稍感不耐。這個學生二年級轉進來,上下學期的平均成績都只有50幾分,及格分數都未達到,竟然還敢要求超修學分!

我跟他解釋超修的意義,告訴他這是一個獎勵優秀學生的機制,只要學生成績優異,老師當然對他的超修學分應該保持的水準,會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這樣的制度,在美國早已行之有年,目的在提供所謂的榮譽學生,可以多修一些課程的機會。

世新大學前此並沒有設定上限,但因為有學生一學期修了39個學分,竟然在媒體上夸夸其談,說還可以在外面打工,一點都沒有影響學業,意即大學實在太好混了。另外,有些學生則是因為太貪心,修了太多學分,結果一半的學分不及格,而被二一退學。這樣的情況,以一個追求教學卓越的學校而言,是否會讓外人覺得我們太過放縱學生、太不講究教學品質了!

這也是到最後,系所主管決議調整的主因。總結而言,設定選課上限,是要學生就可以承擔的課程內,好好將書讀好。不要貪多務得,結果變成低空掠過,成績草草。

這個學生似乎一點也無法接受學校的理念,及我的解釋。他認為這樣的限制一點都不合邏輯,依他的想法,如果學生想選多少就選多少,成績幾分根本不重要,只要學生可以畢業即可!

我就問他,以他二年級的成績,如何說服我們,他可以勝任超修的課程?他竟然告訴我,他是外系生,準備轉學考只花了一個月就考上,證明他其實很聰明,不用我擔心。我只好再問他,如果是這樣,又如何解釋二年級兩個學期平均都只有50幾分的事實?

我告訴他,國外很重視推薦信,如果他能說服那個老師,證明他具備潛力,可以勝任超修的課程,而且還能保持水準,我會慎重考慮。他最後也不敢接受這樣的挑戰,以他各科多半不及格的情況,又有那位老師敢為他說話?

跟這個學生吵了半個小時,我發覺他基本上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世代;自認為學校的一切,應該是以滿足學生的需求為第一。換句話說,標準是學生自訂,老師配合即可。所謂的教學品質,他根本視若無物。

發覺我已無法與他對話,而且他又一副不想離開的樣子,我只好要求秘書趕快聯絡教官,讓教官幫我帶走這個學生。還好,教官未到之前,他講了幾句半帶威嚇的話後,悻悻然地離開了。當他假意地在門口向我敬禮時,我不可思議地看著他。

那個晚上,我心情非常不平靜,更睡得不安穩。我的內心裡迴蕩著的,是不絕的疑問:台灣的教育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竟然出現這樣的學生?

這個學生,念茲在茲的,只是畢業後能考上法官或是律師執照而已。學校裡學了什麼、同學之間的關係、校園的生活,都不在他所珍惜的範圍以內。他的價值觀中,大學及老師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拿到文憑(不管成績多差),然後藉著苦讀,考上人人羨慕的專業職位而已。

這樣的學生,讓我不斷回味著,黃崑巖教授多年前提倡「先作人,再專業」的格言,旨哉斯言!

如果知識只是工具,自然少了人性的關懷。台灣的專業受到的批評,就是因為少了人的成份,造成社會公平、正義及道德淪喪的境地。從這個學生的工具理性的思考模式中,我看到台灣專業教育的悲哀。